(1897—1989)
汪胡桢,字幹夫,号容盦。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十三日,出生于嘉兴南门饭箩浜。先入私塾,后就读于南湖初等小学堂、秀水县立高等小学堂。民国4年(1915)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今嘉兴一中前身)。同年,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师从李仪祉。民国6年于该校毕业,任全国水利局技士,不久回河海工学任教。
民国9年(1920)至12年,汪胡桢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水力发电专业,获土木工程硕士。毕业后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铁路电力公司实习,曾参与摩尔根瀑布(MorganFalls)水电站、骚吐斯(Saw-tooth)水电站的设计和施工。民国13年归国时,他曾到英、法、德、比、荷、瑞士等国,参观当地的水电站。回国后,历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教授。民国18年任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设计主任工程师,其制定的导淮工程计划广受业界好评,因费用无着被束之高阁,但他用退赔的庚子赔款,设计建成了邵伯、淮阴、宿迁三个船闸。民国20年,发起创办中国水利学会,历任第二至第十届董事、第七届副会长、并兼出版委员会主任,主编《水利》月刊,整理编印《水利珍本丛书》。民国23年,出任整理运河讨论会总工程师,亲自踏勘了从杭州到北京的大运河沿线,仅用一年半的时间,编制完成了《整理运河工程计划》,但因国家多事,又未能付诸实现。抗日战争期间,汪胡桢寓居上海,他不愿为日寇工作,受中国科学社之聘,组织翻译出版了奥地利工程师旭克列许的《水利工程学》。他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工程师手册》,使中国工程师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手册,为了支付稿费和出版印制,汪胡桢甚至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民国35年,汪胡桢任钱塘江海塘工程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领导修复因抗日战争破坏的钱塘江海塘缺口。经过他的努力争取,海塘施工首次实现了机械化,是当时全国除黄河外,水利工地采用机械化施工唯一一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及美国政府中华救济团的代表均对此表示惊异。
新中国成立后,汪胡桢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又任治淮委员会委员兼工程部部长。他参与制定“治淮方略”,并和钱正英专程去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得到周总理的支持。1951年,汪胡桢任佛子岭水库工程总指挥,率领建设大军前往大别山区,筹建“治淮方略”中主要工程之一的佛子岭水库。汪胡桢极力推荐选用混凝土连拱坝,这种坝型的设计和施工均很复杂,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法属阿尔及利亚各有一成例。由于国外的封锁禁运,我国缺少这方面的技术资料和施工设备,还缺少这方面的技术人员。国内专家和苏联专家都不赞成,认为无法实现。汪胡桢富于远见,勇于创造,敢于负责,他力排众议,终于说服领导采用混凝土连拱坝的施工方案。在建设中,他与其他工程人员连续攻关,解决了连拱坝抗震计算、高拱模板制作、拱圈浇筑混凝土等一系列难题。他还把从国外带回的书拿到工地上,供技术人员借阅,并亲自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人们把工地称为“佛子岭大学”,并亲切地称他为“校长”。1954年冬,我国第一座、同时也是亚洲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建成,开拓了连拱坝在我国的新纪元。接着,他又主持兴建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梅山水库(坝高88米),使我国筑坝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955年,汪胡桢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6年初,国家成立黄河三门峡工程局,汪胡桢出任局总工程师,以花甲之年奋战在施工第一线。
1960年至1978年,汪胡桢任北京水利水电学院院长,他崇尚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除编讲义亲自授课外,还关心实验室的建设和学生的生产实践。1965年,他以68岁的高龄,亲自带领师生去黄河实地考察设计,住窑洞、吃粗粮,完成了《黄河干流碛口拦沙水库设计方案》。1979年起,他先后任水利部顾问,中国水利学会第二届临时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名誉理事,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四届名誉理事,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名誉理事。他还是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三届全国常委、六届委员。
汪胡桢在九旬高龄时还十分关心黄河的治理和长江三峡的开发,不顾年老体迈,在一耳失聪,左眼失明,右目在高倍放大镜下视力只有0.1的情况下,仍坚持学术研究,先后著有《水工隧洞的设计理论和计算》、《地下洞室的结构计算》。由他组织和主编的《现代工程数学手册》共五卷,约五百万字。1983年,他提出开发性移民理念,指出应给移民营建经济林、建设水库渔业基地及兴办新工业区,使移民不但能在新地区居住生活,而且能从事生产,使移民费用变成企业投资,而后以生产税利形式再上缴给国家。现在,这一理念已成为我国主要的移民政策。1989年10月13日,汪胡桢逝世。
汪胡桢和故乡关系密切,从美国留学回来后,他在嘉兴主持过开浚壕河的水利工程。民国16年,他又与陆志鸿等一起负责拆城筑路的测量工作。汪胡桢晚年和故乡亲友书信频繁,不时询问嘉兴的建设状况。1982年纪念嘉兴市第一中学建校80周年的时候,他以老校友的身份撰写了《回忆我在中学时代》一文,抒发了他的思乡、爱乡之情。其故居“湖滨水筑”尚在,为其后代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