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祝廷锡《竹林八圩志》记载：“白坟墩，在宙圩。度其原址广将百亩，历久蚕食，见存犹三四十亩。其地无野树丛筱，垅环甚高，且一抔嶐然。相传中有石室，曾有入而避难者，出复掩之。然碑碣无存，记载未及，无一字之可征，但沿呼白坟墩云。（或云坟上碑碣石器均为昔人推入坟后水中，顾亦未有见之者。其因无宰木而名白，抑地下人姓白欤？询之父老，莫能详焉）”。祝氏所辑入志的白坟墩即是永红村村部北侧省级文物保护点白坟墩遗址。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遗址不过地广数亩，主墩亦不甚高。然在数十年前，此地周边尚还高墩遍布，大大小小有十余处之多。当地的村民在农田改造、开挖鱼塘、拓宽菜圃时经常会挖出陶器、石器甚至新石器时代的玉璧等物。20世纪90年代，白坟墩主墩西侧的高地（卖泥给砖瓦厂取土）和北侧的“扁担坟”考古挖掘都曾出土过崧泽文化时期的文物。由此可知，白坟墩附近的土墩是距今约六千年前崧泽时期的先民用泥土堆砌的人工遗址群。

与之一河之隔的竹林赵家埭村同样也散落着一些高墩，有文献记载的宋宗室赵汝堣和参知政事娄机墓俱在该村，而娄机墓的下方土层中曾出土过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可见这一区域内的高墩土堆在远古时代属于同一遗址群范畴，规模相当不小。这一现象与大桥镇的南河浜遗址群、凤桥镇北原星火村的刘家墩遗址群情况基本类似。这些大大小小的人工土筑高墩被考古学家形象地称为“土筑的金字塔”。嘉兴南湖区境内发现这样典型集聚的崧泽文化遗址群现象对于我们研究良渚文化的起源乃至中华文明的发源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可惜一直以来尚未引起世人足够的重视。

至于白坟墩的主墩，四十年前还是“一杯嶐然”，十分明显地高耸于田陇中，不知何故近年逐步变得平秃。20世纪90年代在主墩的西侧还倒卧着一具高约两米的无头石俑，从石质（红砂岩武康石）来看，应该是宋代大墓上的文官翁仲，因此笔者怀疑白坟墩的主人未必姓白，很有可能姓赵，是宋代宗室后人重要人物的大墓。因为嘉兴地区地势低洼潮湿，崧泽时期的先民为改善居住环境和祭祀仪式的需要而堆砌了高墩，历代后世居民挑选居所和墓地也在此上叠加，因此出现了历代墓葬土层堆积的现象。

白坟墩北侧百米之邻有个村坊叫沈方村，曲水潆洄、林木葱郁，貌似很有人文底蕴的古村落。二十年前我到此地访友，看到农民的菜地边有剔拣出来史前时期的夹砂红陶鼎足，想来村民农舍也是盖在了古遗址之上，这是从六千年前延续至今的古村落“活化石”，只是往年翻检地方志始终没有沈方村的记载。近来重新细读祝廷锡的《竹林八圩志》才始明白原来此村旧称沈坊村，我马上想到了竹林沈氏的沈可培、沈铭彝家族，但是根据文献比照，此沈的关联性不大，更有可能的是沈全熹家族。乾隆十四年僧法如和他的徒弟觉修重建大悲庵，刻有碑记。碑记由吴祠爵和沈全熹会题。沈全熹，字翼行，清官员。沈达、沈逵父，沈其錩祖父。优贡生，考授州同，晋奉直大夫。性孝友，恬退寡营，待人接物，不愧古人。卒年七十六。沈氏数代，人才济济，洵属当地望族。

时至今日，本村沈姓的后人式微，继之而起的是唐家。在唐姓后人的村舍中发现了民国二十一年唐成璋为“先祖云溪公、叔父士文公”合葬所立墓碑，此唐与新丰唐翰题同族，具体谱系尚待详考。据唐氏后人回忆描述，早岁逢年过节祭祖，厅堂上挂满祖先画像轴，多有清朝官服装束。其老屋门前原来的石帮岸和石埠做得极为考究，是江南典型大户人家停靠船舶的样式，迄今仍有遗迹可见。因此笔者怀疑所谓的新丰唐氏家族或许祖基即在于此。

去年在走访考察沈方村的过程中竟有意外收获，陪同向导的网格员正是本村人，叫吴佳俊，向我出示其亡父20世纪80年代初手抄家谱，首页有云：“吴鹿苹，乾隆初年钦点翰林，特授吏部文选司命，往山西提督学院，元世雅公系，自杭州府海宁州尖山枪篱里迁住嘉兴县新丰镇塘南里十下十二庄之沈坊村后浜井亭里居住。本有堂名，古井后始改名永徳堂”。

《竹林八圩志》卷五金石有《大悲庵碑》云：“见在宿圩大悲桥西堍大悲庵壁，首一行云，钦点翰林特授吏部文选司命往山西提督学院吴祠爵……”。大悲庵在今沈方村后大悲桥西堍（已毁），大悲桥这座清代古石桥依然完好无损地横跨在河面上，至今仍为往来必经之乡村道途。关于吴祠爵的生平尚未得有详尽的考证，但既然当年刻在寺庙碑记上，又与当地吴姓族谱吻合，想来不会杜撰虚构。史料可查有吴嗣爵者，字尊一，号树屏，钱塘人，雍正八年进士，以名号度之，当与吴祠爵为兄弟行辈。

嘉兴博物馆藏有三十年前沈方村吴氏后人捐赠的清代纸质资料三种，一为咸丰十年九月廿六日颁发《功牌》，以“清淮防剿事宜”给予吴凤沼“六品顶戴”。另二份分别是光绪八年、九年吏、礼二部注册“特授浙江嘉兴府阴阳学正术司”给予吴备渊、吴永顺府学“祭神”执照。沈方村的西侧南北向交通要道上原有一座清代石桥“吴庄桥”，由此可见，沈方村吴氏自乾隆年间吴祠爵从海宁尖山迁来此地子孙繁衍、代不乏人。而比吴氏更早的本地土族沈氏、唐氏却日渐衰微、后继少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