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他三岁读书识字，五岁入私塾，二十九岁考中甲辰科第五十一名贡士，殿试榜列二甲，进士及第。为探索救国之路，他放弃仕途，赴日本留学，由此开始了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血泪交织的光辉岁月。他的一生，横跨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每一次都勇立时代潮头，不顾一切地寻求让祖国和人民摆脱苦难，获得解放的永恒真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沈钧儒义无反顾地参加浙江起义，组织建立革命政权。1912年加入同盟会，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大革命时期，参与建立浙江省临时政府，并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险遭杀害。

大革命失败后，沈钧儒从事教育和法律，以律师身份为人民群众争取权利。作为一名律师，他认真审核每一桩案件，务求受冤者获得胜诉；对于无力承担诉讼费的人，他义务办案，甚至倒贴资金。1931年到1936年，他每年都当选为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堂上一笔朱，阶下千滴泪”是他记在心上，做在实处的准则。

1936年，沈钧儒参与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年11月，和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七人被国民政府逮捕，这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狱。在革命的不断探索中，他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1943年，在与友人的交谈中，他这样说道：“惟中共才能拯民于水火之中，故我们必须跟着中共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知道蒋介石恨我极深，但是他们对我任何迫害威胁我都不怕。顾亭林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我所求者只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难道我还有什么可怕吗？”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沈钧儒担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副主席等职。1954年9月，在年近八旬的沈钧儒和一众宪法起草委员的全身心投入下，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颁布。当时，他感慨道：“我从前清以来，就从事宪政运动，在历次运动中不知花了多少心血，结果都是枉费心机。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见到社会主义的宪法，是真正人民的宪法，是真正民主的宪法。”

沈钧儒从一个科举出身的进士成长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蜕变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和杰出的党外共产主义战士，他与共产党、与人民并肩战斗，直至燃尽生命的最后一点火焰。他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其一生轨迹是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世永远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