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兴市南湖区环城南路的“沈钧儒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份珍贵的报刊《救亡情报》第二十八期，刊登有《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营救七君子”行动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在救亡图存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响应。1936年5月31日，来自全国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重要文件，冯雪峰、潘汉年先后到上海拜会救国会领袖，并传达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着工作不断开展，救国会成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也因此引起国民政府的嫉恨和敌视。

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此事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愤慨，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与社会各界人士开展广泛的营救运动，宋庆龄积极响应。11月26日，《宋庆龄先生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领袖被捕声明》在《救亡情报》第28期刊发，经媒体迅速传播到国内外，“营救七君子”行动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1937年4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谴责国民党制造冤狱，并组织多方开展营救工作。6月，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提出与“七君子”同服“爱国罪”，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响应。7月5日，宋庆龄抱病与其他发起人自带行装，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

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全面抗战爆发后，“七君子”终于被释放出狱。“七君子”在民族危亡时刻，以己所能担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共产党人与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各界爱国人士紧密团结营救“七君子”。在各界营救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一致抗日救亡的主张进一步深入人心。大家通力合作，尽量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揭露敌人，团结人民，保存自己，注意斗争方式，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救国会的历史作用：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可以说，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到了一定的中心作用。